钟瑞军当选广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新一届主席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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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电影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剧照）

撰文｜燕十三

出品｜有戏

如果司法是一场钓鱼，那乾县公安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在辖区内抛钩撒网。他们扛起整支鱼枪部队，杀到了外省深海。

三十多次远征山东、上海，把十家企业一起捞了上来，还顺手把会计、保安、办公楼、U盾、账本统统封了。

像在打劫，又像在拍戏。

这不是魔幻剧，而是是陕西乾县公安在2021年到2024年间，真实上演的一场跨省围猎行动。

他们以一桩“民事纠纷”为名，跨越省界、法规、甚至常识，给山东一家化工企业的董事长陈祥芝贴上诈骗、销毁账簿、妨害作证三重标签，将其连人带公司一并打包进看守所，还顺便审判了民商法的尊严、公司治理的秩序，以及公众对法律底线的想象力。

1、“民转刑”的熟练手艺：买卖谈崩即入狱

这个故事要从一桩没成交的买卖说起。

陈祥芝，山东一家化工集团的实控人，旗下子公司陕西海泽，2015年被以15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陕西本地人王小红、王文平。

王文平是谁？原西安经侦民警，因“违纪违法”被除名，后来转型成企业接盘侠。

这笔买卖看起来像是一场正常的市场操作，但实际上更像一场设局游戏。王文平买下公司后，并未如愿高价转手给陈祥芝，买卖谈崩，他便翻脸举报，称陈祥芝涉嫌多项经济犯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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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关联报道详见微信自媒体《法与情》）

从失败的商谈到刑事控告，只差一句话：

你欠我钱。

从此，一场普通的公司控制权纠纷，变成了跨省追逃、集中收网的大戏。

乾县公安锲而不舍、持之以恒地在山东围捕陈祥芝及其同僚，仿佛一支打击跨国犯罪集团的特种部队，唯一的不同是：他们根本没有合法的管辖权。

这并不是一桩诈骗案，而是一出“移送—立案—批捕—判刑”的高难度法治杂技：咸阳中院移送线索 → 乾县公安立案 → 乾县检察院两次不批捕 → 咸阳检察院介入后强行批捕 → 乾县法院快速判刑。

像极了“你不同意我，那就找你领导”。

2、“一票否决权”的法官：少数服从多数？不，反过来。

该案最令人咂舌之处，莫过于乾县法院的合议庭机制出现了戏剧性倒挂：

多数法官认为陈祥芝无罪，结果却“被迫”接受了持有少数意见法官的判断，最终认定构成诈骗罪。

这不是司法判断。

这是《黑镜》里的集体意识操控。

法律的审判权从来不是用来论资排辈、讲人情的，而是以事实为据、以法律为绳。

可这场合议庭讨论中，“少数意志”凌驾“程序理性”，意味着案件的生死，已经被拉入一种非公开的逻辑机制中：关系权重大于法条，人脉分量胜于证据。

法治的尊严被改写成了权力的游戏规则。

3、“人肉U盾”的刑侦想象：查账不成抓保安

乾县公安破案逻辑极为魔幻。

想破解经济案子？

抓保安！

想搞清财务？

扣U盾！

要封住嫌疑？

查十家子公司！

三十多次异地用警，从会计到后勤，从前台到库管，一个不放过，全链条羁押，波及山东十余家企业，冻结资产、封存账本，仿佛经济刑侦版“扫黑除恶”。

在这里，传统侦查的“层层递进”逻辑已被抛弃，替代它的是一种“顺藤摸瓜”式的滥捕滥诉，只要你出现在公司名单上，就可能成为“犯罪链条”的一环——企业与黑社会并肩而立，法治与荒诞齐头并进。

在陈祥芝案中，被认定“诈骗”的，是一家公司给另一家子公司提供担保。而这两家公司，实控人皆为陈祥芝。

母公司骗子公司，这种设定，比“父亲偷自己家东西”还要荒唐。

4、证据“长期不补”，却能“反转结局”

乾县公安曾两次向检察院申请逮捕陈祥芝，均被以“证据不足”驳回。但公安不服，直接升级管辖单位，将案卷送至咸阳市检察院，“坚持不懈”终于换来了批捕。

问题是：在这三次申请之间，证据并没有任何补充。也就是说，同一套材料，被不同检察院看出不同“杀机”。

这不是证据在说话，而是权力在起舞。法律的裁量已变成检察机关“谁更能扛压力”的赛场，只要你足够坚持，不管多扯的案子，总能“跑通流程”。

当司法机关成了“定制型服务供应商”，法律的权威也就沦为政治的尾巴，一拽就弯。

5、无管辖权的正义：乾县公安的“离岸执法”

我们来理清一下地理逻辑：

诈骗罪的所有关键节点——涉案资金划拨地、合同签署地、被害公司所在地、法院裁判生效地、受害人居住地，全都在山东。

而立案、侦查、抓人、判刑，全都发生在陕西乾县。这就像你在北京出车祸，结果交通警来哈尔滨把你拷走。

乾县公安的这种行为，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：

离岸执法。

根据公安部相关规定，警方只有在“犯罪行为地或结果发生地”才有管辖权。乾县公安不仅突破了这一基本框架，甚至还在明知无权的前提下，多次用警跨省抓人、扣押公司运营核心资料、查封房产。

在这套游戏里，管辖权成了一个可调节的杠杆，谁的朋友在系统里更有分量，谁就能拽住这个杠杆调到自己需要的档位。

6、“民事假面”下的权力恐吓术

值得一提的是，陈祥芝曾试图通过正常法律手段维护公司权益，与外国股东打官司，控告乾县公安非法插手。

结果，公安怒了。

办案人员的话音犹在：“我把这些东西给了案外人……你可以想象后果。”

这不是破案语言，这是黑帮对白。

堂堂国家执法机关，以泄密相威胁，操纵“案外人”制造舆论，恫吓当事人就范。这种“暗箱话术”早就越过了程序正义的底线，步入了恐吓、操纵、干预的深水区。

办案不靠证据，靠的是谁更狠，谁的圈子更深。这已不再是法治问题，而是权力生态问题。

7、谁在消费“司法”二字？

陈祥芝案不是孤例。

它是当前一个更大趋势的缩影：在“刑事化解决经济纠纷”的背后，是某些公安系统对侦查权的极致滥用。

民事解决不了？

那就立个刑案。

公司控制不下来？

那就查你的账本。

账本里找不到东西？

那就找保安的口供。

这是一种新型的司法套利方式：以刑事的锤子敲开民事的铁门，再把企业的财产作为“被害人补偿”归入举报人或其“朋友”的名下。

于是，我们看到：

企业家变成嫌疑人；

公司资产被查封；

法院判决源自关系；

检察复核是以压服法条为荣；

警方异地用警成了不受追责的冒险游戏。

整个案子的背后，并不是法律与犯罪的较量，而是资源与权力的角斗。

这场斗争的最后赢家，不是正义，不是公民权利，而是那个能“坚持申请复核”的公安系统，和那个“曾经的警察”王文平。

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看清这场“执法大戏”的剧本，让更多人知道：法律不该成为关系的玩物，正义不应是一场可以打包跨省的交易。

让民事回归民事，让刑法退出私欲。那一天，也许正义才不会继续穿着乾县公安的制服跨省捕捞。